近日，全球最大的保险集团之一——安联集团公布了2007年亚太区养老金研究报告，报告中对亚太地区九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地区)、中国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日本、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养老体系进行了详尽分析。报告显示，虽然以澳大利亚和日本为代表的富裕国家，以及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迅速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差异，但也不乏共同趋势。
报告指出，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养老体系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制定和扩大养老金制度的覆盖范围；而发达国家的改革制度重点在于确保养老金制度的持续稳定。各个被调查地区和国家与养老有关的社会制度、人口发展趋势也是报告的研究重点。
人口趋势
老龄化是全球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十分明显。人口老龄化的一大表现就是人均寿命的提高。目前，中国男性的寿命较50年前延长了32年，而女性则延长了32.5年，仅略低于韩国。而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则小得多，美国男性和女性人均寿命自50年代初以来大约增加了9.5和9年；德国男女人均寿命分别增长11.2和12.5年。
人均寿命的增加，以及出生率的下降，导致人口急速老龄化，而且是双重老龄化。根据联合国2006年《全球人口预测》，赡养老人比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该比率反映的是社会中每100名劳动人口(15-64岁)需要赡养的退休人士(65岁及以上)数量。该报告预测，中国的该项指标将在2050年上升到接近40，达到目前的3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人口数量的缩减，根据安联集团旗下的德累斯顿银行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在2010年时达到顶峰，并在这之后出现持续下降。而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在2025年至2050年，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将比现在下降近20%，而同期的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劳动人口则可能上升约12%和15%。
公共养老金不足以弥补
退休生活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的模式，养老金体系中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公共养老金、企业养老金和自愿型个人养老储蓄。其中，由于社会老龄化的加剧，缴费者减少而受益人增加，因此，如果想维持现有的养老金发放水平，只有增加缴费者数量或者减少受益人数量。
安联的报告指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第一支柱比例还将有所上升，并且从现行的现收现付转向基金制计划；但是第一支柱比例的上升并不能掩盖其向第二和第三支柱转变的现实，以及逐渐向个人转移的投资风险。
报告显示，如果个人希望在退休后仍然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那么单单依靠国家的养老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可以从这一概念中体现，“目标替换率”是指个人退休后所得与退休前所得之间的比例，比例越高，则说明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相差越小。目前，中国公共养老金中由企业承担部分的目标替换率仅为35%，国联安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先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这个数据在西方国家为60%。
养老金结构由DB向DC转化
调查显示，整个亚太地区呈现出的整体趋势是“养老金确定缴费计划”的增长。“养老金确定缴费计划”或“确定缴费计划”(简称为DC)，有别于过去执行的“确定收益计划”(简称为DB)。从运作方式上来看，DB的利益事先确定，受益人明确知道自己会获得多少的养老金，因此资金的运作风险和受益人的长寿风险由养老金支付机构承担。而DC则不会确定养老金的金额，而是确定支出金额，资金的投资风险由养老金计划的参与人来承担。与DB相比，DC的优势在于透明、可携带和成本可控。由于个人可以选择投资模式，所以收益情况可以由个人自己掌握；而该账户资金可以随个人工作、居住地点转换而转换，不会发生现在养老金无法继续交纳、领取的现象；由于缴费数量事先确定，因此成本可控。
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公司的国际养老金部门的主管Brigitte Miksa告诉理财周报记者，在DC体系下，个人承担更多的风险，其退休后的收益完全由资本市场的走势来决定。因此，在该体系下，个人需要更多的信息来选择养老产品，国家和专业机构也必须提供更多的咨询和理财专业知识的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理财类教育非常必要。
这份报告中还包括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公司作的《养老金改革压力指标》，其中阐述了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挑战的能力和面临的压力。Brigitte Miksa认为，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已经进行了养老金改革，应对人口变化挑战的准备最充分。而中国大陆也已开始进行改革，但仍需继续努力。总体来说，印度的改革压力最大。
数据显示，中国养老金改革压力仅次于印度排名第二，社会的低保险覆盖率是导致未来高改革需求的重要原因。而压力最小的分别是澳大利亚和香港，这主要得益于当地常年积累的整体养老金体系，正是发达的第二和第三支柱使得政府的改革压力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