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页白纸上满满都是人名和鲜红的手指印，驾驶证和行驶证复印件摆了一桌子，这是河南省183名驾驶“大吨小标”货车的车主联名给报社的投诉材料。他们质疑：行驶证核载吨位为21吨的车，养路费征稽部门为何要按30吨征收养路费？而既然交了30吨的养路费拉30吨货，交警又为什么要按超载处罚？（4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怎么选择，车主都处在违法状态之中，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据了解，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183名投诉的河南货车车主身上，在全国各地都广泛存在。
笔者以为，车主总处在违法状态之中的深层原因，在于超载不仅是车主和货主唯一的选择，同时也是治理者所需，因为超载让治理者可以找到治理的理由，并在治理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公路超载，愈演愈烈，已到了“无车不超”的地步。原因何在？在长途运输的变动成本中，过路费占三分之一，汽油费占三分之一，罚款占三分之一，可以说，在现有的规则下，公路运输市场尤其是长途运输到了不超载只能赔本的地步。
笔者以为，车主的尴尬，与公路利益在行政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有关，更说明我国治理公路超载具有典型的管制经济特色。
这种管制的代价是可怕的。一是我国每年因车辆超载超限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亿元；二是政府作为管制者，同样具有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管制必然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张，产生过剩的公共服务，造成资源浪费；三是管制的监管总是流于形式，成本极高或无法操作，权力寻租不可避免，最终的结果是催生权力经济。
寻求科学合理的方法界定利益和责任界限，才能解决车主的难题。从根本上说，治理的对象应该是有关职能部门降低收费标准，放宽限载标准和罚款机构，而不是公路运输市场和运输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