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程，人们不能不提深圳蛇口这支改革的“试管”。蛇口是中国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而袁庚就是在这个“特区中的特区”进行实际运作的第一人。涂俏用三年时间，在采访多人和翻阅大量内部档案基础上，计划完成《袁庚传》三部曲，将为我们了解袁庚的生平提供详实而全面的资料。目前第二部《袁庚传·改革现场》已经出版，为我们再现了袁庚当年开拓探索的历史现场。为此，本报采访了涂俏，以求启迪今天的第二轮思想解放活动。
王尔德
《21世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袁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涂俏：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但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多数人推动的，这个多数人，指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渴盼改革、对改变现状有要求的整个中国老百姓。无论党的高层领导，还是普罗百姓，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中国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我更赞同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去推动，去实际操作的。
我说的这个少数人，是指高层领导。高层领导代表了多数百姓的意志去推动的。你可以掰指算一算，1978年那一年发生的重大的事情。5月，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历时一个多月，在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士五国进行考察，考察报告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建议。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题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问题。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理念，比如强调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会议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8月，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纷纷表态，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达的不只是学术观点，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立场。而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至12月15日，如此之长的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紧接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会公报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正如我书中所说的：“实行改革、开放与搞活，是中共高层领导经过历史阵痛后的一次集体抉择，是全国共产党人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智慧结晶。”
在这个过程中，袁庚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改革开放马前卒”。在我最早采访袁庚时，袁庚也跟我多次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公报里的那段话：“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段话，对他的影响很大。
每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
《21世纪》：袁庚在改革之初是如何破除经济体制之弊的？
涂俏：我记得，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这样评价过袁庚，说他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
这句话是对的，在我最初的采访中，袁老告诉我，这一切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年轻时担任东江纵队情报处处长。刚解放就远赴越南，作为情报与炮兵顾问，秘密援越。1951年5月奉调回国后，就在北京参加了高干班的学习，听苏联情报顾问讲课。翌年8月，他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领事，直到1959年才回国。回国后调任中央调查部一局任副局长。1968年4月至1973年9月，他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长达5年半时间。1975年10月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10月，即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的全面工作。你看，在他开发蛇口之前，他从来没有搞过经济工作，即便在国内工作也只是搞调查工作，也就是特务工作，从来没有办过企业，主抓过经济工作。所以，他与别人不同，几乎没有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熏陶。何况，他一到香港后，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发觉，香港的经济之所以飞速发展，与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在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他生搬了香港的许多做法与经验。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插曲，正是这个小插曲，让袁庚更深刻地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还是在1976年底，丹麦船厂受交通部之邀赴上海参观造船厂。丹麦人问上海造船厂负责人：你们的员工有多少人？造船的周期有多长？得到的回答是：上海造船厂12000人，每年仅造2条万吨级船。而对比丹麦宝隆洋行，其下属的造船厂仅1700人，每年造12条万吨级船。叶飞听后很震惊，当即找来袁庚商量，拟学习西方的造船经验，将上海造船厂的管理权交给丹麦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竟要交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去管理，这个叶大将军也是够胆大的！
袁庚那时负责的是外事工作，他受命请来上海造船厂的书记与厂长，将叶飞的想法灌输给他们。书记与厂长反问袁庚：如果把丹麦方面权力交给我们，上海工厂只用1000多人也可以搞好，为什么不交给我们？裁掉的10000人交到哪里去？丹麦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时，听完这一切，袁庚无言以答。在计划经济的国土上，每挪动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
《21世纪》：袁庚的三大遗憾之一是在1980年代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大资本家要在蛇口投资入股，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他谢绝了。但他在1982年7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袁庚是如何理解股份制的？
涂俏：早在袁庚计划动议开发赤湾时，他就反复思考过股份制这个问题。股份制的最大好处是各大股东之间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香港，经营管理得好的企业便是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固然是股份制的，非上市公司也大多都是股份制的，连一些家族式企业，也往往搞成股份制，兄弟姊妹入股。
但是在蛇口，工业区是全资国营的，事事都要请示汇报，而在招商局，由于它是交通部的子公司，也往往受到国家的控制。袁庚一直想找到一个开发赤湾的方式，来对国有的企业进行制约与监督。他想，中央要招商局负责组建公司开发赤湾，本来可以按工业区这样搞成全资国营的，但确实弊端太多。况且，蛇口工业区的财力不足。中银、华润、深圳市都希望联合开发赤湾，那么，能不能试一试搞个股份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