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顾一切走出去还是继续坚持留在国内，是中国企业在越南出现金融危机后面临的一个真实问题。
国内CPI的持续高位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国内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上涨，而大量低价劳动力的存在，曾是“中国制造”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当劳动力不再等同于低价的时候，“中国制造”显然迎来了自己“成长的烦恼”。
一家广州番禺的玩具企业老总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工厂除了给员工工资外，还要交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平均每人每月200元，一个上万人的企业，一年光这笔费用就高达2000多万元。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这笔费用基本上省下来了。
其实，除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员工福利支出变大外，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也是“劳动力”这一生产因素让众多企业前所未有地予以重视的重要原因。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最为典型的东莞为例，从去年9月份开始，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从574元/月上提到690元/月，而到了今年4月，这一数字又再度上调，到了770元/月。才半年多一点，就上升了1/3。
工资大幅度上升，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有学者担心，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30%~50%，中国还有多少企业能够挺过去？
东莞市工商局统计数据似乎验证了上述忧虑：仅仅今年1月份，东莞就有365家制造型企业注销。另外，东莞市工商局还透露：东莞“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出现加速退缩趋势，去年全年注销达到了440户，累计登记在册户数也比前年减少了将近10%。
南方地区的外资撤离也在北方得到了映照，今年1月份，一度被烟台市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的30多名韩国籍高管集体逃回韩国。而据统计，截止到今年1月底，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韩资集体撤离这一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关注。
而这原因除了人民币汇率变化、《企业所得税法》使外资所得税税率上升10个百分点、以及将外企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支付工人的薪水和福利得到提升。据测算，按照新法，韩国企业劳动力费用负担同比增长30%以上。
对于“中国制造”来说，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劳动力”都不再可以简约为此前的“低价”二字。习惯了多年“低价劳动力”思维的中国制造，显然遇到了自己的劳动力困局。
对于严重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的企业来说，目前最为急切的问题则是，能否将此前那种粗放式的劳动力管理转型为精细化的管理，从而将劳动力转化为竞争力。
“中国企业日益面临着和跨国企业全面竞争的考验，而这种竞争，除了大家通常所关注的如营销、品牌、产品、技术等方面之外，劳动力的管理也需要具有先进思维。”微软研发中心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徐轶认为。
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越是保持市场领先优势的企业，它们对劳动力管理方面的关注程度就越高。
其实，作为生产过程中最为活跃、也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企业管理层非常需要结合新时代下劳动力结构具有的特质，认真考虑21世纪劳动力对弹性化工作的迫切需求，重新审视现有管理思维与手段，从而打造灵活稳健、能满足劳资双方需求的高效劳动力工作体系。
Kronos中国区总经理刘兴渝根据他的经验认为：使用劳动力管理系统可以最大效率的使用劳动力，比如实际是84小时的劳动力需求，进行人工排班时可能要调度94小时的人力，但通过劳动力管理软件的排班优化引擎，可以将劳动力调度数量降低到90小时，降低4.3%的劳动力浪费。
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合同立法研究课题组”组长常凯认为，中国拥有13亿人口，其中有4亿人从事于工业及服务业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有着4亿劳动力。对于这一数量巨大的生产要素，怎样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进行优化管理，从而将劳动力转变为竞争力，将是“中国制造”能否依然屹立世界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