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消息：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意味着亚洲金融合作在制度化和多边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5月5日，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东盟+3）财政部长宣布出资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这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在制度化和多边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该基金的顺利实施，将使现有东盟+3合作机制“清迈倡议”发展成为亚洲区域性的货币基金。
设立共同基金抵御金融风险的构想由来已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亚洲国家认识到建立本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紧迫性。危机刚结束，日本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设想，但由于美国反对，以及国际组织和一些相关国家并未明确表示支持，日本不得不放弃这一构想。直到2000年，东盟+3财长共同签署了“清迈倡议”，亚洲金融合作在机制建设方面才取得重大进展。
在“清迈倡议”运行的最初几年，作为区域救助机制，其运作核心是在参加国之间建立双边互换协议。这种双边互换，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一是可用资金太少；二是在启动程序中签署国实施协议与否具有选择性，没有法律约束力。
2005年5月，东盟+3财长宣布，对强化“清迈倡议”达成一致：建立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的救助启动机制；将各国承诺的395亿美元双边互换资金自动扩大到790亿美元；互换资金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条件性贷款比例从90%下调到80%。随后，各国财长副手下属的工作组开始针对有关实施方案进行设计，其中包括如何建立集体决策机制和如何将双边协议多边化等。
两年后的2007年5月，东盟+3财长决定建立一个自行管理的储备池，允许参与国在自行管理自身储备的同时，将一定比例的储备设定为储备池专用。储备池的设立，在技术层面将“清迈倡议”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次公布建立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是这一储备池计划的重要后续实施步骤。
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在这个时间点推出，与美国次贷危机不无关系。尽管次贷危机并未对亚洲金融机构产生重大冲击，但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不可避免。美国经济增长减速，也让亚洲出口面临考验。
在国际金融组织监控的有效性和应对措施的及时性缺失的情况下，亚洲国家是否具有自我救助能力十分关键。因此，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将有助于增强本地区防御金融风险和抵御危机扩散的能力。
仅就800亿美元的金额看，要抵御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是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显示了亚洲国家联手抵抗金融危机的决心，这对抵御危机的恐慌性反应具有抑制作用。
亚洲地区充裕的外汇储备使这一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成为可能。亚洲多国货币政策在稳定国内宏观经济中，面对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严峻挑战。而美元不断贬值，使该地区的巨额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些美元事实上通过各种途径回流到美国市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以专款专用的方式，为各国或地区外汇储备管理提供了一种适当的形式。
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是实现“清迈倡议”多边化的重要步骤。与之配套的措施，如共同决策机制和共同基金启动机制的建立，以及必要的监督实体的产生，将使“清迈倡议”真正制度化。如果后续措施推进顺利，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将起到类似货币基金的作用。届时，亚洲区域货币基金的建立将水到渠成。这将为本地区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提供平台。
由于确定了各国在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中的出资份额，出资份额决定投票权，按照目前的出资方式，主导格局比较明确：在东盟+3的模式中，出资占80%的“3”将成为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启动机制中的“火车头”。
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能否有效实施，配套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比如在基金启动投票权确定之后，需要建立相应的对各国经济金融情况进行监控和分析的监控实体，建立有效的危机预警系统，建立对成员国经济和金融健康状况进行衡量的指标体系，等等。
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建立，将使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与国际金融组织（比如IMF）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IMF在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令人失望的表现，以及IMF的救助贷款所附加的与亚洲国家基本国情不符的条件，是促成亚洲国家寻求自身救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亚洲国家的金融自助机制缺乏本地区有效的经济监控作保障，“清迈倡议”下的救助基金的启动不得不与IMF的条件性贷款在一定比例上挂钩。
这样，亚洲国家不断在有限的区域机制与令人失望的国际机构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一种理想状态是两者在职能上互补。然而在实践中，“清迈倡议”每推进一步，亚洲地区在危机救助方面对IMF的依赖程度就会相应减少。因此，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对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能否进一步发展为区域货币基金十分重要。(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